熱點背景：

　　2018年8月24日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成立，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、總體布局、統籌協調、整體推進、督促落實自此有了統一的決策議事協調機構，這在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。推進全面依法治國，不僅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宏大命題，而且也關乎每一個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“安全感”。

　　2018年，輿論場上頗不平靜，從“高鐵扒門”到“博士霸座”，從“疫苗之殤”到“滴滴順風車命案”，種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新聞事件在社交媒體激起排浪式輿論，這些事件對常識和底線的挑戰(zhàn)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，增加了政府和社會的運行成本。社交媒體上關于這些新聞的熱烈的公共討論，從一個側面看，正是對社會治理法治化的呼喚，是全面依法治國向縱深推進的民意基礎。

　　公考角度解讀*

　　[權威論述]

　　推進依法治國，建設法治國家，是實現國家富強、民族振興、社會進步、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�！�—習近平

　　要強化依法治理，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治理頑癥難題，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�！�—習近平

　　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，發(fā)揮好法律法規(guī)的規(guī)范、引導、保障作用�！�—習近平

　　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，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手段�！�—習近平

　　著力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、科學化、智能化、法治化，確保人民安居樂業(yè)、社會安定有序、國家長治久安�！�—習近平

　　要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、良好的社會秩序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，讓人民群眾安居樂業(yè)，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實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續(xù)�！�—習近平

　　[重要意義]

　　法治化治理順應社會治理轉型趨勢，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理念。當前，我國正處在轉型期，面臨著較為嚴峻的發(fā)展挑戰(zhàn)。社會關系更趨多樣化、人民利益訴求更加多元化、國際格局更為錯綜復雜，這些都要求必須轉變固有的發(fā)展觀念，順應時代演變趨勢，進一步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模式、提高社會治理水平。而以法治化治理為突破口，不僅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現有治理模式的雙向化、多元化轉變，而且也能不斷驅動社會發(fā)展觀念與制度的創(chuàng)新，催生出更符合中國基本國情、能提升社會治理實效的新模式，逐步構建起由黨委領導、政府負責、社會協同、公眾參與、法治保障的新型治理模式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發(fā)展新格局，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。

　　法治化治理有利于推動社會治理變革，進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。隨著我國主要矛盾的深刻轉變，如何有效改善民生水平，成為現階段必須著力解決的難題之一。原有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管理模式，已經明顯不能適應當前的社會生態(tài)，而通過加強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力度，使“法治化社會治理”逐漸取代“命令型社會管理”，強化依法行政、依法辦事的權威性與主導性，不僅符合當代社會的發(fā)展規(guī)律，而且也能充分發(fā)揮法治的保障、服務作用，維護社會公正、增進民眾福祉，充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，由此也能有效提高、改善全民的社會保障水平，使人心更穩(wěn)固、社會更和諧、國家更安定。

　　法治化治理助力全面依法治國、全面從嚴治黨的交互發(fā)展，促進社會和諧、穩(wěn)定。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從嚴治黨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、彼此促進的關系。一方面，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全面從嚴治黨的基礎支撐，為其提供制度保障;另一方面，加強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。而加強法治化治理，首先，是對全面依法治國理念的具體化;其次，是對全面從嚴治黨的拓展;再次，則是將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進行有機整合，使二者充分結合、相互助益。這不僅要從宏觀角度提高黨政機關人員的法治意識，要求其依法行政，而且也要通過各項工作的法治化完善，促使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以法治思維約束自身，提高思想認識、改進工作水平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。

　　[面臨困境]

　　治理主體法治意識相對淡薄，偶爾會出現行政權力干預法律法規(guī)實施的情況。各別黨員干部由于缺乏法律意識、契約觀念，傾向于以官本位思想去處理各類社會問題，所以，在實際的工作之中，仍有一些行政機關有意將法律法規(guī)與行政權力進行分割，一味通過行政干預去處理問題。而民眾的法律、維權意識的缺乏，也導致其在自身合法權益遭受侵害之時，傾向于以講人情、托關系等方式去尋求調解，而不是積極采用仲裁、訴訟等法律途徑去解決。法治意識的淡薄，無疑成為了阻礙社會治理法治化有效落實的障礙之一。

　　法律約束力、震懾力不足。近年來，中央多次出臺文件，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在中央統一部署、領導下，發(fā)揮地方的能動性，不斷優(yōu)化機構設置、職能，逐步構建職責明確、依法行政的治理體系。而由于一些基層政府對中央精神認識不夠全面、落實不夠充分，加之又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響，因此，對自身職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，會有意淡化或排斥法律對行政權限的制衡，這就容易導致行政機關出現權力濫用、以行政權力干擾市場運轉，甚至直接配置資源、越權限制一些社會組織發(fā)展等情況。同時，當前我國法律對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仍有待提高，對犯罪行為的威懾力偏低，難以發(fā)揮有效的約束、管制作用。

　　行政執(zhí)法不盡規(guī)范，職權濫用、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有待遏制。執(zhí)法不嚴格、不規(guī)范、不文明，一直都是困擾我國社會法治化發(fā)展的問題。尤其是在地方基層，部分行政人員濫用行政職權問題突出。而對于明文規(guī)定的法定程序，也有相當一部分基層行政人員出于各種利益考量，去人為改變原有的執(zhí)法步驟、執(zhí)法順序，并不采用規(guī)定的執(zhí)法形式、不遵循公開的執(zhí)法時限，嚴重損害了法定程序的威嚴。此外，個別基層行政機關還存在強制執(zhí)法的問題，這會影響地方治理秩序、破壞社會的和諧穩(wěn)定。

　　[參考對策]

　　整體來講，社會治理法治化：

　　一是明確基本目標。法治社會建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在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中處于基礎性地位。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，是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舉措。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，一方面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，激發(fā)社會組織活力，推動社會治理由“強政府、弱社會”向“強政府、強社會”轉變;另一方面要進一步確立法治在經濟建設、政治建設、文化建設、社會建設、生態(tài)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保障地位，形成國家、政府、社會建設以法治為基本導向的發(fā)展模式，推進法治中國建設。

　　二是培育良好環(huán)境。應著力破除長期存在的管控思維，強化合作意識、協商意識，使法治理念、法治精神內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充分發(fā)揮政府對法治社會建設的推動作用，提高政府決策效能與效率，使人民群眾的合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;注重發(fā)揮市場這只“看不見的手”的調節(jié)作用，通過健全市場規(guī)則、規(guī)范市場主體行為，營造政府治理與市場治理、社會治理有機銜接、良性互動的法治環(huán)境與人文環(huán)境，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，實現多元治理主體合作共贏。

　　三是加快法制建設。把社會領域的立法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加快推進相關法律的出臺和完善�？茖W界定政府、社會組織、個人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權利和義務，強化政府的社會治理責任，明確社會組織、個人參與社會治理的權利、義務及程序，實現社會治理權責關系明晰化、法治化，提升社會治理效能，激發(fā)社會活力，形成黨政善治、社會共治、基層自治的良好局面。

　　具體來講，全社會都應當樹立對尊崇法治、敬畏法治、踐行法治的信仰。

　　對個體而言，法治思維就是一種契約思維、規(guī)則思維、程序思維，公民的法治素養(yǎng)體現為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法律法規(guī)和社會規(guī)范的自覺遵行，違反法律法規(guī)的行為必須受到相應的懲罰。

　　對立法、司法、執(zhí)法和行政部門而言，必須做到科學立法、嚴格執(zhí)法、公正司法，建設法治政府，推進依法行政，決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。

　　對企業(yè)主體而言，法律法規(guī)也應該成為企業(yè)經營中不可違反的“高壓電線”。市場經濟必須是法治經濟，資本邏輯決不可凌駕于法律之上，鋌而走險、心存僥幸只會讓企業(yè)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，而企業(yè)經營者也必然受到法律的嚴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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